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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70年外贸发展:从小兔到大象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匿名 发布时间:2019-11-30 19:09:44

《文汇报》专栏作家[·彭波

一、新中国70年开放和对外贸易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

人类社会的历史总是在连续性和阶段性的对立统一中发展的。新中国70年的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发展也遵循这一规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对外开放政策。然而,在不同阶段,由于内部和外部条件的不同,所采取的政策也不同。

早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认识到对外经济联系的重要性,并有意识地利用这种联系。

1931年,江西苏区苏维埃政府宣布,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在遵守苏联所有法令的前提下,通过另一项租赁条约继续生产,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法规。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国人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恢复旧物的决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国际援助”。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行政纲领》还规定:“欢迎海外人民和沦陷区同胞到根据地投资和发展生产。”

在1945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在真正独立的新中国成立后,应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

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外交政策总体上倾向于开放。然而,由于不同时期内外部形势的不同,所采取的政策也在不断变化,从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内外形势和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新中国的对外开放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上半叶的“积极单边”开放、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自力更生”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逐步扩大和深化”开放、2012年以来的“深刻变革和创新”开放。各个阶段的对外贸易政策和发展特点不同,但坚持对外开放的精神是一致的,这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和积极的作用。

图为连云港集装箱码头(图/ic照片)

二、“积极单边”开放下的对外贸易发展(1949-1958)

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政府大力开展对外交流和贸易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年,它与17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同时,它也希望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展广泛的贸易关系。然而,美国政府于1949年11月提议成立巴黎协调委员会(Paris Coordinating Committee),对新中国实施贸易禁运,并于1950年直接干预朝鲜战争,这将不可避免地迫使新中国完全倾向东方集团,采取“片面”的对外开放政策。

“单边”开放的基调仍然是开放的。

1950年初,毛泽东访问了苏联,并与斯大林和其他人举行了高层会谈,希望达成一项“又好又美味”的协议。好看就是向全世界的人展示它。美味就是有内容和味道,这是真实的。

谈判的结果当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是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比赛,这在国际外交史上是不常见的,中国仍然获得了一些东西,迫使苏联作出两大让步:一是用新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取代1945年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二是迫使苏联同意按照中国的要求归还中畅铁路和旅顺港。

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还签署了《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补充协定》。其中,《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协定》规定了每年1%的优惠条件,苏联向中国贷款3亿美元,用于偿还苏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复苏和发展提供的机械设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0年内偿还贷款和利息,包括原材料、茶叶、现金和美元。

1950年至1955年,中国共从苏联获得11笔贷款,总价值12.74亿卢布,相当于53.68亿元。利用苏联贷款,中国购买了大量经济建设急需的物资和设备,最终实施并引进了150多个工业建设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解放前中国工业的不完整状态,为新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到1954年,共与苏联签署了156个援助项目,通常称为“156个项目”。“156工程”建设是新中国利用外资、技术和设备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工业建设。它是中国大型现代工业的支柱,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这种开放虽然功能不全,但仍比纯粹的“亚当·斯密式”对外贸易好得多。

在苏联桥梁专家吉哈诺夫的指导下,海珠大桥恢复运营

新中国成立后,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没有被忽视。

瑞典、丹麦、瑞士和芬兰于1950年与中国政府建立了外交和贸易关系,芬兰于1952年与中国签署了政府间贸易协定。然而,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遵循美国的“禁运”政策,中断了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关系。经过中国政府的努力,1957年5月,随着英国宣布放松对华贸易管制,大多数参加巴统的西方国家在一个月内相继表态放松对华贸易限制。在这种压力下,美国政府不得不在1958年9月宣布,将进一步放宽战略物资的国际货物清单。

在此期间,中国还大力开展了与亚非国家的经贸活动,如1952年与斯里兰卡的大米橡胶贸易、1956年与巴基斯坦的煤炭棉花贸易合同、1956年与印度尼西亚的1200万英镑易货贸易协定以及1957年两国与阿富汗的第一份贸易协定。1957年,中国首次举办广交会,并与愿意与中国做生意的各国进行了广泛的贸易谈判。这也是打破对中国贸易禁运的一项重要措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率明显高于世界出口的平均增长率。从1950年到1956年,中国的出口贸易增长率比世界出口贸易增长率高出约10个百分点。因此,中国的出口贸易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中国的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58%,而1950年为0.91%。

三、“自主”对外贸易开放下的发展(1958-1977)

随着中国新政权的不断巩固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国内外形势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在西方国家逐渐放松对华贸易封锁的同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中国与东方集团的经贸关系大幅度下降。1959年,中苏贸易额达20.97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47.9%(20世纪50年代部分年份超过一半)。到1965年,中苏贸易额只有4.07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9.6%。到1970年,中苏贸易额进一步下降到4700万美元,仅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

在此期间,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中国开始将重点从前苏联和东欧转移到西方国家,同时扩大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贸交流。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就积极与资本主义世界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交流,努力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积极寻求与西方国家的私人贸易和政府贸易。

1959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听取李先念副总理关于金融贸易工作的报告时,肯定了“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的原则,并指出“这句话后应加上一句话:‘但国外市场极其重要,不可低估或放松’。”

从1959年底到1961年初,毛泽东在两次会见日本社会主义者时指出:“我们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将使我们双方受益。”1961年2月,当他会见当时的法国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密特朗时,他说:“虽然中法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但仍然可以进行民间和贸易关系。”

1963年12月9日,朱德在与国家物价委员会主任薛慕桥的谈话中指出:“自力更生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必须由自己来做。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更有利于自力更生。”次年1月,他在听报告时指出:“从国外进口我们需要的东西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自力更生。例如,在与日本做生意时,我们可以使用他们的东西,他们也可以使用我们的东西。这是双方的需要。”

1962年9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国从日本进口了两套维尼纶成套设备。1963年,先后从日本、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典、意大利等国家进口石油化工技术设备项目14套。在前两次引进成功后,党和毛泽东对引进外资提出了一些更积极的建议和表述。从1963年到1964年,中共中央批准了冶金、精密机械、电子等行业的100多个项目,并向国外询价和签订相机合同。1964年1月,毛泽东提出日本人可以来中国开矿建厂,向他们学习,允许海外华人投资建厂。

1964年1月,法国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中法建交公报》发表后,毛泽东在会见法国议员和意大利客人时,表示希望扩大中法经济关系。

1965年4月13日,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央政府还同意了新技术引进小组关于引进新技术若干重大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1965年应充分利用当前有利的国际环境,满足国内经济形势和建设的需要,更积极地开始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新技术的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中国先后与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奥地利、瑞士、荷兰等国家的制造商签订了84份引进石油、化工、冶金、采矿、塑料、汽车、液压元件、电子、精密仪器等技术设备的合同,总营业额达2.8亿美元。其中成套设备合同56份,外汇2.6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90%以上。进口设备范围很广,从生产资料设备到消费品生产设备,但最重要的是重工业项目和主要技术设备,其中钢铁工业占31.7%,化学工业占28.1%。

到1960年代中期,中国已与12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并与其中3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政府间贸易协定。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问中国,中美签署了联合公报。同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中日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此后,许多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呼声高涨,对外封锁逐渐被打破。到1973年底,中国已经与大多数发达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对外关系的重大发展为中国开展对外经济交流、引进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走下舷梯,与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并相互问候。

在此期间,中国利用外部政治环境的改善,借此机会扩大了对外经济关系。

1972年1月16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1972年1月22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联合向周恩来提交了计委关于进口全化纤和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建议引进4套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2套化肥设备和关键设备材料,耗资约4亿美元。1972年8月6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关于引进一米七连续中厚板轧机的报告。1972年11月7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建议进口23套化工设备。

1973年1月2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国务院业务小组的意见,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和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总结和规划了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国外进口项目,并建议在今后3-5年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

这通常被称为“43计划”,是继“156项”之后的第一个大规模引进计划,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打破孤立状态的重大突破。这一介绍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多年积累的“食、服、用”的严重短缺和工业建设中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的严重短缺,即缓解供需之间的紧张矛盾。关于进口设备的资金,为摆脱外汇短缺,报告建议采用分期付款方式,在设备交付后8年内分期付款,总额为52.22亿美元,其中本金和利息按年利率的6%计算。

经过讨论和修改,国务院于3月22日原则上批准了这份报告。该计划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指导和同意。“43计划”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1973年的对外贸易是1970年的2.4倍,是1974年的3.2倍。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的引进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四、在深化开放下逐步扩大对外贸易发展(1978-2010年)

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在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发展的过程中,带来了国内相关机制的改革和产业体系的全面增长。

1978年12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成功召开,决定把国家工作的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研究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特点的基础上,把内部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利用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两种资源。开拓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我们必须学习两套技能——组织国内建设的能力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能力。对外开放政策于1982年12月正式写入我国宪法。

1978年2月16日,国家计委在给中央政治局的《经济计划报告要点》中提出了1977年至2000年的23年计划,并制定了15项保证计划实现的重大政策措施,包括“改组”、“加强科学研究和新技术引进”、“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学会组织和管理现代生产”等。《报告要点》还提出了“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出国留学”的任务。1978年,中国引进了22个合同价值78亿美元的现金大型项目,称为“78计划”。在此期间,大连也被认为是北方的经济特区。

自1978年初以来,由顾牧、林胡加和李一氓率领的几个代表团先后被派往欧洲、日本、香港和澳门。1978年6月回到中国后,华国锋主持了政治局会议,听取了古牧等人的报告。顾牧报告说,中国的先进水平与外国有差距。他应该利用目前的外资盈余,积极地把它们引进国外。对此,叶剑英、李先念等人表示支持。华国锋立即做出了决定,顾牧组织了几项引进措施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进行讨论。

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务虚会期间,60多名部委领导出席并汇报讨论了引进国外的议程。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引进外资。在与俞秋骊、顾牧和康施恩的会谈中,他提议与外国开展更多的业务,并利用资本主义危机。不应该错过这种情况。大胆一点,迈出更大的步伐。不要老是说话,一看到就说。从明天开始,数百个项目将从明年开始启动,从煤矿、有色金属、石油、电站、电子、军工、交通运输到饲料加工厂。

1978年10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托马斯·墨菲(Thomas Murphy)率团访华,建议通过“合资企业”引进汽车项目。邓小平随后指示“合资企业可以经营”,从而为中国的合资企业打开了大门。

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广东省和福建省应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施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充分利用毗邻香港、澳门和台湾的这两个地区独特的地理优势。从1980年到1988年,中国建立了五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国家对特区实行特殊的金融、外汇、税收、进出口管理政策,采取一系列优惠措施吸引外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加强与国际市场的经济关系。1984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中国沿海开放大连、秦皇岛等14个港口城市,并在其中11个沿海开放城市相继建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

从1978年到1991年,中国逐渐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地区——内陆”的对外开放格局。到1993年,一种新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范围广,层次多,重点突出,点、线、面相结合。

经过长期艰苦的谈判,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于2001年11月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法律文件。中国正在成为世贸组织的新成员。此后,中国成功应对了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各种挑战,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加快了国际产业转移,把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签字仪式(照片/新华社)

在此期间,对外贸易体制进行了许多改革。

在对外贸易管理方面,以前以计划调整为重点,改为以市场调整为重点,取消了出口收汇、进出口外汇等一系列强制性对外贸易计划。在外贸管理方面,打破了国有外贸企业垄断,逐步发展民营外贸企业和工贸公司,建立中外合资外贸企业,外贸主体多元化。在业务运营方面,公司打破了单一经营的传统,逐步建立了以国际市场为导向,贸易、工农业相结合,国内外贸易相结合,生产、供应、营销相结合的新体系。

到1990年代末,中国的对外贸易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基本形成了符合国际规则的市场导向的对外贸易体制框架。

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为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要求,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建立了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进出口管理法律框架和制度。

2003年3月,国务院进行新一轮改革,整合上述单位的外贸管理职能,组建商务部,主要负责研究起草规范市场和流通秩序的政策法规,管理外贸,组织国际经济合作。这一行政机构的改革改变了以往的对内对外贸易分开管理的体制,有利于中国更好地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要求,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根据2004年7月实施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国取消了对外贸易经营权审批制度,实行对外贸易管理登记备案制度。

1979年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基本上属于“进口替代”。改革开放后,形势和观念发生了变化,采取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战略,出口导向成为主流。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1978年以来,初级产品,特别是农副产品,在出口总量中所占的比例明显下降,而同期机械和运输设备的出口则迅速增加。总体而言,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实现了“出口创汇-进口投资产品-扩大投资-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扩大进出口”的循环过程,实现了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对外贸易与工业化相互支持、协调发展的良性格局。

这一时期的工作并不否认仍有许多错误,甚至失败,但总的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成功。

五、深刻变革创新与对外贸易开放发展(自2011年起)

2008年次贷危机后,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放缓,世界发展日益不平衡,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不同国家集团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

从2008年到现在,世界经济实际上还没有摆脱一场重大危机的阴影。新一轮的大衰退随时可能到来。国际迹象不断指出风险。全面危机可能不会太远。此外,当前的危机形式不能用传统的西方经贸理论来解释,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面对危机,中国逆势高速发展,但同时也引起了西方列强的警惕。美国将重心从拉拢中国转向包围中国,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2011年11月,奥巴马提出了“转向亚洲”的战略。2012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相当于正式宣布遏制中国。

目前,西方无法完全解释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从经济到政治、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路径和方向。以下增长路线变得越来越不可逾越。“保持低调”的外交概念不再适用。中国,作为一头大象,再也不能躲在树后了。这样做无异于“鸵鸟政策”。中国必须以深刻的变革和创新进入开放大国的阶段。

自2010年以来,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遏制战略,包括“亚太再平衡”、“tpp”和“南海仲裁案”。中国报道了在“一带一路”和“AIIB”的突破。第45届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博弈升级,中美贸易战局势骤然紧张。

美国经常向中国牺牲“关税战”、“技术战”和“金融战”,而中国也一一作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应。然而,中国对美国的“反全球化”做法持更加开放的态度。2019年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扩大开放,看到中国的心脏。”2019年9月6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见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时,他再次强调,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市场将越来越大,给德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带来更多新机遇。

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新增外商投资企业2.4万多家,实际利用外资5300多亿元,同比增长7.3%。德国、韩国、日本和荷兰对华投资分别增长72.4%、69.7%、12.6%和14.3%,而欧盟对华实际外商投资同比增长18.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实际投资同比增长5%。数据显示,中国的开放程度正在加深,与世界的融合也在加强。《大西洋月刊》网站上的文章哀叹美国政府“一直将世界其他地区推向中国一边”

回顾新中国70年的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各个阶段都在追求开放,同时也坚持独立自主。对外贸易一直在发展。

在第一阶段,中国迫切需要通过扩大对外贸易来发展经济,但受内外条件的限制,只能进行“片面”发展。

到第二阶段,中国经济已经复苏。当时,中国面临着成为其他国家经济依赖者的危险,可能陷入“中心-边缘”模式,从而采取“独立自主”的开放和外贸发展模式。

到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国际形势大有好转,中国及时采取措施,抓住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良好机遇,实现了“逐步扩大和深化”的开放政策。

2010年以来,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再次发生深刻变化。后续发展不再是可持续的。中国必须进行深刻的变革和创新的对外开放。

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与前30年和后40年密切相关。前30年为后40年奠定了基础,后40年扩大了前30年的成就,但内部发展逻辑基本相同。虽然四个发展阶段的政策都有所变化,各有特色,走过了许多弯路,但追求开放的主题没有改变。事后,结果也很重要。

今后,中国将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原则,与时俱进,继承过去,在各个领域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

这篇文章是Observer.com的独家手稿。未经授权不得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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